事实上，儒家学说传承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，学派内部也不可避免的开始产生不同的观点，或者说是分歧。
——以鲁儒为代表的极端保守派认为，祖师孔夫子做过的每一件事、说过的每一句话，都是需要严格遵守、极力效仿的金科玉律！
儒家子弟不单要遵守、效仿，而且还得是发自内心的认同并为之自豪。
非但儒生们自己不能质疑，当有外人，即非儒家子弟者质疑这一切的时候，还要站出来维护孔圣，为先贤正名。
正所谓：物极必反。
任何事做到极致，往往都会因为沾上‘极端’二字而变了味道。
故而，在鲁儒为代表的极端保守派，与秦亡汉兴之际愈发强势，在儒家内部掌握的话语权越来越重的同时，‘异端’也开始随之显现。
最开始，是以叔孙通为代表的‘新儒’，主张‘与时变化’。
在叔孙通这一派的儒生看来，世间万物，其实都是在不断变化的。
社会在进步，文明在发展，自然，思想也应该与时俱进，而不是故步自封。
对于鲁儒一派的极端保守主义，叔孙通坚决秉持批判态度，并以身作则，为天下儒生上演了一出‘如何发展出适合刘汉天下的新儒家’的好戏。
只可惜，叔孙通人微言轻，势单力薄；
叔孙通在时，有太祖高皇帝刘邦在背后撑腰，以叔孙通为代表的‘新儒’一派，也曾一度在儒家内部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——有奶便是娘嘛！
人家天子刘邦，见着鲁儒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又是把人踹臭水沟里，又是在人帽子里撒尿，还动不动来一句‘高阳酒徒’之类的阴阳怪气磕碜人。
遍观天下，也就叔孙通那个异类，能以儒生的身份事侍天子左右。
正所谓：学得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。
为了个人、学派，乃至于国家、民族的未来，儒家各派即便再怎么不齿于叔孙通毫无原则、毫无底线的学术改造，也还是在不同程度上，为叔孙通这颗汉室权利决策层中心的儒家独苗，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尊重。
但在叔孙通病故，‘新儒’一派失去领袖，又没了太祖高皇帝作为靠山，甚至还出了一个看似好儒，实则没有半点权柄的孝惠皇帝，原本展露出‘向新儒靠拢’之趋势的儒家，内部再次乱成了一锅粥。
——鲁儒们还是老样子，鼻孔朝天，心高气傲，坐等皇帝老子来求他们，请他们教教自己‘怎么做个好皇帝’。
分散于其他地方的各派，如齐儒、楚儒、赵儒等，则一边不齿于鲁儒的傲慢，一边又拿不出自家像样的核心思想纲领。
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太宗孝文皇帝年间，才随着一个旷古奇才横空出世，而出现了转机。
——是从北平侯张苍，被拜为博士的贾谊贾长沙，成为了儒家一致认同的新星！
虽然鲁儒们还是一副‘坐等贾生前来求教’的傲慢态度，但其他各派系分支，却基本都从那时开始，逐步朝着张苍、贾谊为代表的‘春秋儒’方向靠拢。
而《春秋》，又是儒家经典当中，少有的不讲大道理，不说空话大话，只给你摆事实讲依据，拿历史当故事，以事教人的方式教你哲理的一部著作。
故而，这几十年《春秋》研究下来，儒家整体的学术氛围，也从早起的过度着重礼制，逐渐朝着现实主义的角度迈进。
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！
一本《春秋》，虽不足以道尽人世间的道理，却也为太过侧重理论、太过忽视现实的儒生们，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现实视角。
久而久之，年轻一代——尤其是颜异这一辈的年轻人，便逐渐发现问题所在了。
——按照孔夫子的教诲，我儒家所提倡的，本该是‘以礼治国’的宗周；
儒家本该提倡复井田、行分封，让一切都回到八百年前，周天子统治华夏的模样。
但很显然，宗周已经灭亡了，逝者已逝，回不去了。
老刘家的天子也不是什么傻缺，不可能因为儒家的劝说，就把整个华夏文明倒推回宗周。
实际上，别说是‘汉天子听从儒生劝说’了；
过去这五十多年时间里，出生于儒家——甚至哪怕是和儒家稍微有点关系的朝堂重臣，那也是屈指可数！
太祖皇帝年间的礼官：奉常叔孙通算一个；
太宗孝文皇帝年间，被拜为博士的贾谊算一个；
虽治《春秋》，却也杂治天下各学的北平侯张苍算半个；
披着儒皮入仕，不久后便露出鸡脚，暴露自己‘法家出身’之学术成分的晁错算半个。
没了。
满打满算，自汉开国凡五十余载，历经太祖、孝惠、前少、后少、太宗、孝景，以及当今刘荣，汉家社稷已然传了七世；
出现在汉家朝堂权力中心的儒家子弟，却是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。
——叔孙通为太祖皇帝所信重，也不过是个负责编撰礼制，以及祭祀事务的礼官；
贾谊贾长沙，天纵之才，却落得个郁郁而终的下场不说，更是在青史之上，留下‘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’之哀叹。
——可惜文帝半夜召见贾谊，移膝贴近贾谊听讲，却不是询问百姓生机，而是问起鬼神之事。
这句诗，说的哪是汉文帝封建迷信，万年昏聩？
分明说的是贾谊郁郁不得志，好不容易得以面圣，却根本没机会展露自己的才华！
原本打好腹稿，想要和太宗皇帝大谈特谈天下民生、苍生黎庶，结果聊了大半个晚上，话题净是些鬼怪之说……
叔孙通、贾谊二人，这都还算好的。
——前者起码在汉家国祚方兴之时，为儒家留下了‘儒生可以入仕’的珍贵先例，算是为儒家子弟留了一条出路。
贾谊也说不上不受重用，顶多算生不逢时，又或是运气不好。
若非梁怀王刘揖意外坠马，导致王太傅贾谊因‘看顾不周’而受牵连，汉家的历史上，贾谊至少要独自占一篇人物传记。
真正气人的，是张苍，以及晁错！
前者，是学儒家，却又不只学儒家的学术大拿。
说他是儒生，他不反驳；
可你让他帮帮儒家，人家又根本不搭理你！
拿着先贤学问作为进身之阶，却半点不顾及同门情谊，实在是令人愤怒！
晁错，那就更不用提了——儒皮法骨的发明者，以及第一位实践者！
碍于秦亡之后，法家士子被秦所连累的道德污点，自知不能以‘法家’的学术标签入仕，晁错竟毫不扭捏的披上了一层儒皮！
天知道当年，儒家上下得知太子储君身边，出了个儒家出生的太子家令、少傅时有多兴奋——有多少人奔走相告，宴饮而庆；
等晁错脱下马甲，露出‘法家出身’的真实身份，儒家上下又是怎样的失望、愤怒，同时却又不可奈何……
与后世绝大多数人所料想的一样：如今的儒家，还并非后来的‘儒教’；
作为一个学派，儒家并不具备墨家那样严密、紧凑的组织结构。
儒家内部的联络，或者说是往来、勾连，都是以学派内部的‘老大哥’鲁儒一脉，以及颜异这样的先贤后人作为纽带，再辅以其他人情往来绑定在一起的。
只是在经过叔孙通、贾谊两个失败案例，以及张苍、晁错两个叛徒之后，儒家内部越来越觉得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
——汉兴已有五十年，黄老学日薄西山，墨家早已不见踪影，法家也显然上不得台面；
在这样的情况下——在如此天赐良机，儒家却连几个跻身庙堂的高官都培养不出来，还谈何‘重振荣光’？
于是，颜异才在这刚二十出头的年纪察举入仕，打响了儒家向官场，尤其是朝堂中央发起冲锋的第一枪。
在儒家上下看来，颜异，几乎肩负着儒家未来数十年兴衰全部的希望！
颜异能混出个名堂出来，往后数十年，儒家子弟入仕，便算是‘朝中有人’，有了依靠；
儒家出个朝堂高官，儒家也能更容易的在民间，招收到高质量的生源，以培养出更多的精英，从而以颜异为中心，逐渐扩展出学派在朝堂权利中枢的势力版图。
还是那句话；
黄老日薄西山，法家有心无力！
如此天赐良机，能有这一次，已然是大幸！
若是错过了，且不说有没有下一次——便是有，届时儒家会是个什么样子，甚至这天地间、这华夏还有没有‘儒家’这一说，都还是未知。
这绝非危言耸听！
短短百十年前的战国之时，整个华夏文明思想界，基本都是被两个分庭抗礼的学派瓜分殆尽的！
——凡天下之学，非杨即墨！
这里的杨，指的是杨朱；
墨，自然是墨家。
彼时，全天下的文人、学士，每一百个人里，都能有四十八、九个杨朱门徒，以及同等数量的墨家子弟。
余下三二名额，才轮得到彼时还稚嫩无比的儒、法、农、名、黄老、阴阳、等诸子百家余下各家去争夺。
再看现在，不过百年光景，杨朱何在？
墨学何在？
答案是：提倡‘杨朱唯我，不以物累’之极端自私自利注意的杨朱学，在历史的长河中迅速泯灭，并被列为了整个华夏文明公认的‘禁学’。
有传闻，项羽当年火烧秦咸阳宫之后，萧相国在石渠阁的废墟中，整理出了一卷《杨朱》残卷；
据说这卷残卷，最终落到了太祖刘邦手中，并被刘邦暗地里奉为老刘家一脉单穿的帝王指南。
从刘邦，以及老刘家后来的历代皇帝的表现来看，这种说法还真未必就是空穴来风。
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，那很显然：除了孝惠皇帝之外，每一位汉天子，都对那卷《杨朱》残卷颇有心得。
——包括太祖刘邦；
包括吕太后；
甚至包括那位血气方刚，能在七岁的年纪，喊出‘吾未壮，壮则为变’的前少帝刘恭，都未必不曾瞻仰到那卷《杨朱》残卷中，所提倡的极端利己主义。
单从老刘家的历代天子，至今都不曾有一人透露，甚至是不曾胆敢透露那卷残卷的存在，便不难发现华夏文明主流舆论，对杨朱学的感官如何。
——那就不是人该学的玩意儿！
——通篇说的都是畜生话！
与之相反，提倡极致利他主义的墨学，却也同样没能避免被时代淘汰的命运。
虽然没有像杨朱那般，彻彻底底断了传承，甚至还被列为潜规则下的‘禁学’，但距离失传，也相差无多了。
杨朱、墨家的兴衰，无疑带给了儒家很多思考。
而最终得出的结论当中，最直击要害的一项便是：学说这个东西，只要失去掌权者——尤其是帝王的支持，那他的衰败、消失，不过须臾之间！
杨朱利己，帝王担心‘杨朱即在，民风不存’，于是杨朱消亡；
墨家利他，帝王又担心墨家过于先进的思想，会动摇封建王权的统治根基，于是墨家也迅速消失在了天地间。
要想避免这样的后果，不步杨朱、墨，以及诸子百家中，绝大多数已经失传，或濒临失传的学说之后尘，儒家必须要保证自己的思想，得到华夏最高掌权者：天子的支持。
但这，是一项极为艰巨的终极目标。
要想达成这个目标，朝堂上不说是‘举目皆儒’，也得保证儒家阵营能站稳脚跟，不至于被其他阵营排挤的生存不下去。
有了足够的数量堆积，并汇聚成足够分量的话语权，儒家才有可能得到那么一两次机会，达成儒家与华夏皇权的深度绑定——至少是深度依附。
这个行动的开端，便是颜异。
作为这一史诗级任务的第一枚棋子，颜异当然也明白：如今，汉室总体环境和儒家学说最大的矛盾点，就在于‘屁股’。
老刘家的屁股，从太祖刘邦那会儿开始，就始终放在底层黔首、自耕小农一方；
而儒家的屁股，从这个学说诞生的那一天开始，便坐在地主豪强、学阀富户一方。
听刘荣说起商人，或者说是广义上的富人，即非权却贵者，颜异本能的就感到一阵害臊。
但第二反应，颜异想的却是如何平衡老刘家，与儒家‘屁股不一致’这一致命矛盾和分歧，把二者绑上同一条战船。
——盐铁垄断？
——真这么搞？
颜异不认为刘荣能办成。
至少不应该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去伤害那些‘躬耕之家’的利益。
但颜异聪明的点就在于：即便有了这个认知，颜异依旧能跳出思维局限，把注意力引向更开阔的视角。
抛开刘荣能不能办成、该不该办不说；
如果办成了，会是怎样？
什么人，会觉得这件事该办？
这件事，能为刘荣、为汉家带来怎样的裨益？
而颜异在其中，又能做些什么……